钟年先生在《中华读书报》（11月29日）“家园”版上写文章《序与注》，谈及现代学术史上一些序言的“越轨案例”以及注文的大有可读之处，我对这个话题也有些关注，就接着钟先生的话来嚼舌几句。
先说序言。梁启超先生为“谊兼师友”的蒋百里之《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而“越轨”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唐德刚为老师胡适先生的《口述自传》写序，又蹈梁启超旧辙，下笔不能自休，以致“颠倒宾主”，只好成了《胡适杂忆》一书。钟年先生笔下提及的这两桩事早已成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周策纵先生在为《胡适杂忆》作序时就曾将这两者相提并论，还担心如果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自己的序言一不小心就“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其实还有一桩类似的事情也与胡适先生有关：著名的思想史家余英时为胡适生前的助手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写序言，虽不及梁、唐之序长，但也有数万言。尽管起初它附在《年谱》之前，但几年后还是闹了“独立”，余英时把它整理出版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单行本。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学人动不动就将序言写这么长？序言固然不好简单地以篇幅长短论优劣，比如说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自序与陈寅恪先生为《王静安（国维）先生遗书》所写的序言，两者都不过二三百字，但或剖析学术，或感慨人文，议论精到，寄托遥深，都成了学术史上的名文。但从上述学术史上的长序，是很可以看出一丝学术时风来的。梁任公们长序迭出，表面原因当然是这些人能写。梁启超是从乾嘉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关键人物，生平洋洋洒洒的著述上千万字，他说自己为蒋著写序，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这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唐德刚以“唐派散文”别树一帜，著述恐怕也逾千万字矣；余英时，则是当今公认的执思想史研究之牛耳的人物。但是能写文章也不一定会写、愿写长序，写序者的才华固然是长序迭出的一个原因，但如果要究其根本，更重要的是因为作序人对作序一事的认真劲儿。写序者对于要评述的著作，是真正有所了解与用心研读了的，对著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共鸣与感应，因而才激发起写作兴趣和言说激情。在他们的心中，写序不是一件可以随意为之的事情，而需要像自己写作一样地用心，如梁启超在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序前就考虑再三：“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厉也。”（《清代学术概论自序》）给他人写序，不要说让自己的序与他人的书双美兼胜、辉映互补流传后世，就是要写那么长，也是要费不少功夫的。单是这份费时费力的功夫，就值得今天的学人学习。恕我寡陋，说起来这些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长序了。刘梦溪先生为他主编的《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作序《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煌煌6万余言。他的见解与定位引起了另一些学人的异议，但不管如何，在今天我们还是要佩服写这样长序的雄心。为当下学界众所周知而又心照不宣的是，序言已大面积沦为一种拉虎皮撑门面式的包装与修饰：作序人应付差事，敷衍一番，不痛不痒、浮光掠影地留下一些废话与谀词；索序者要的也只是作序者名字这块招牌，而不管作序人是否对著作本身有所感悟见解。双方互抬声价，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受害的只能是读者了：他花钱买来了一堆可有可无的垃圾文字。上佳长序的缺席，从根本上甚至可以说是当代学人少了一份学术功力、一种言说气魄的表征。这一两句话说不清，打往。忍不往顺便要说一下的是，余秋雨在《霜冷长河》中写下了长达数十页的序言，长是够长了，但多是感叹个人遭遇盗版的苦衷，颇有点做广告的嫌疑。
再说注文。钟年先生在文中赞赏潘光旦先生著作的注文。我喜欢乱翻书，近来乱买了一些海外汉学专著。有一个感觉就是，海外汉学专著中译本的注文普遍偏长，有时甚至到了不惮其烦、颠倒主次的地步。以文末注的格式为例，白吉尔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一书，正文300页左右，注文近100页；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正文只有180页左右，注文长达60页；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情况也与艾著相似。手上正好有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在其后附有参考书目，900多页的正文，参考书目长达200多页。考虑到时下出版物中引文附录通常都以比正文要小一二号的字体标注，就更可以看出这些专著的引文附录所占比例之高了。事情虽然不好一概而论，但国内学者的著作似乎不习惯这样的详注之风。柯文的另一名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中译本前不久在内地刚面世时，我曾经给一位研究近代史的朋友推荐，但朋友看后没购买，理由是该书正文为260页上下，注文之类却长达120多页——他说：岂不是花钱买一些毫无可读性的注文？我在为一位大学教授的一本著作做责编时，他就曾说不好意思将末尾注文与参考书目罗列得太长，以免版面麻烦，更怕有卖弄博学之嫌。其实这种做法大有可议之处。将注文视为撰著里等而下之、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不仅是对读者不负责，还有随意攘人之美的嫌疑——谁知道你的文字是借鉴了他人已有的学术成果，还是自己空无傍依、别开生面？近年来，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在学术界一度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也可见这一问题存在的严重性。客观认真地做好细枝末节式的注文工作，是学术规范这一主题的应有之义。这一点我认为应该向李敖学习。李敖为人狂妄不羁，但他写历史著述时的讲究与严谨，却好像与他的为人作风相反，考据癖十足，做引文的功夫也堪称一流。他的广为流传的《胡适评传》一书，注文字数估计超过了正文的两倍之多。他坦言其目标是：“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看，它可能是历史的。”在为这句话作注时他说：“我尽量不在正文里掺入繁琐的历史考证，我的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这种做法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写文学式的正文，而要兼顾历史性的脚注，乃是因为有关胡适的基层史料工作还没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由自在地走斯特雷奇（L．Strachey）、莫洛亚（A．Maurois）等人的路。”
说起一些这样的旧事，好像是唠叨远年的风景。但谁说这没有现实意义呢？！一句话就是，序言与注文虽是著述的附属性文字，但绝非小道末节，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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